义顺咖啡店700万租金官司翻盘！姐妹上诉成功

男子原本可分义顺咖啡店租金，如今姐妹上诉成功！ 700万租金分不到了。

一场围绕已故母亲遗产和义顺咖啡店租金的家庭官司，最近在新加坡上诉庭有了新结果。

70岁的 Tia Oon Lai 原本在2025年获得高庭裁定，可以分到已故母亲多年来从义顺咖啡店收取的一部分租金。

不过，他的两名姐妹后来提出上诉，并在5月5日成功翻盘。上诉庭以2比1的多数裁决，推翻了高庭之前的判决，裁定 Tia Oon Lai 无权分得这笔租金。

这起案件的主角是一间位于义顺的咖啡店 Hiap Hoe Eating House。 Tia Oon Lai 和母亲 Su Ye Chu 在1997年5月成为这间建屋局咖啡店30年租约的注册拥有者。

当时，他的父亲因为中风退出生意，之后咖啡店相关安排就由母亲和他接手。

Su Ye Chu 育有6名孩子，她在2021年10月去世，当时已经90多岁。

Tia Oon Lai 在2022年起诉母亲的遗产和两名姐妹，要求分得咖啡店在1998年10月至2018年6月期间，由母亲向食阁经营者 Koufu 收取的租金。

他声称自己应该获得其中50%，而这笔钱大约是700万新。

他的两名姐妹分别是75岁的 Sally 和63岁的 Poh Kim。她们从2015年开始处理母亲的财务事务，而 Sally 也以遗产代表身份被列为被告。

这场官司的重点，其实不是谁的名字在租约上，而是谁真正有权享有咖啡店租金的利益。

在法律上，一个人可以是注册拥有者，但不一定是实际享有利益的人。所谓“受益拥有人”，指的是即使资产登记在某个人名下，真正有权从资产获得利益的人，可能是另一个人。

2025年6月，高庭曾经驳回 Tia Oon Lai 要求分得50%租金的主张，但裁定他可以获得37.65%的份额。换句话说，当时他虽然没有拿到自己要求的一半，但还是被判有权分得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租金。

不过，两名姐妹不服这个结果，于是提出上诉。她们的立场是，咖啡店租金一直都完全属于母亲 Su Ye Chu，现在则属于母亲的遗产。

到了5月5日，上诉庭作出2比1裁决，多数法官支持两名姐妹的说法，推翻高庭判决。也就是说，Tia Oon Lai 不能再从母亲过去收取的那笔租金中分一杯羹。

多数裁决由 Justice Woo Bih Li 和 Justice Debbie Ong 作出。两名法官认为，从整体证据来看，当年取得咖啡店租约时，Su Ye Chu 和 Tia Oon Lai 的共同意图，是让 Su Ye Chu 成为租约的唯一受益拥有人。简单来说，虽然儿子的名字也在租约上，但真正有权享有租金利益的人，是母亲。

法官指出，证据显示 Su Ye Chu 长期而且持续地参与咖啡店事务，角色相当重要。相比之下，Tia Oon Lai 的参与程度很低，最多只能说是偶尔参与。

Tia Oon Lai 曾经声称，母亲有向他保证，会帮他保管属于他的租金份额。不过，多数法官认为，他没有提出任何客观记录来支持这个说法。也就是说，没有文件、讯息或其他清楚证据证明母亲真的这样承诺过。

另一个对他不利的重点，是2015年的一封信。 Su Ye Chu 当时在信中表示，咖啡店的全部租金收入都属于她。法官指出，Tia Oon Lai 当时人在现场，信件也在会议上被读出和签署，但他并没有质疑母亲的说法。

如果他真的认为自己有权分得租金，照理来说，当场应该会提出异议。可是他没有这样做，这一点也影响了法官对案件的判断。

到了2018年，Su Ye Chu、Tia Oon Lai 和 Koufu 签署了一份协议。根据协议，Koufu 同意从那时候开始，把租金分成两份，分别支付给 Su Ye Chu 和 Tia Oon Lai。

从2018年之后，租金确实开始分别支付给母亲和儿子。母亲去世后，原本付给母亲的部分则支付给她的遗产。

不过，多数法官认为，这份2018年的租金分配协议，只能说明从那之后的租金安排，并不代表 Tia Oon Lai 有权追讨1998年至2018年期间已经支付给母亲的租金。

更关键的是，在2018年协议签署后，Tia Oon Lai 并没有马上追讨过去20年的租金。法官认为，他当时没有采取行动，强烈显示他自己也不认为有权追讨之前的租金。

多数法官也指出，Tia Oon Lai 是在母亲去世之后才提出诉讼。这个时间点对被告来说非常不利，因为 Su Ye Chu 已经无法出庭作证，也无法亲自说明当年的真实意图。

除此之外，法官还提到，Su Ye Chu 当年为取得咖啡店租约作出所有融资安排，也用自己的钱支付现金款项，并且一直为全部租金收入缴纳所得税。这些证据都支持一个说法：租金收入实际上属于她。

不过，这起案件并不是所有法官都持同样看法。

持不同意见的 Justice Kannan Ramesh 认为，证据更倾向显示 Su Ye Chu 和 Tia Oon Lai 当年的共同意图，是两人以分权共有人的方式，各自持有租约的受益权益，而且是平均持有。

所谓“分权共有”，简单来说就是多名拥有人各自拥有特定份额，不一定是平均，也不会因为其中一人去世，就自动转给另一名共有人。

Justice Kannan Ramesh 认为，2015年那封信不应该被赋予太大比重，因为信件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，并不清楚。

他也认为，2018年的租金分配协议只适用于2018年7月之后，并不能用来判断之前的租金归属。按照他的看法，母亲的遗产一方并没有成功证明，当年双方的共同意图是让 Su Ye Chu 成为租约的唯一受益拥有人。

Justice Kannan Ramesh 也指出，当 Tia Oon Lai 的父亲在1997年退出生意时，Su Ye Chu 并没有独自接管 Hiap Hoe Eating House。相反，这门生意被重组为 Su Ye Chu 和 Tia Oon Lai 两人的合伙业务。

他认为，让母亲和儿子一起成为合伙人，并不是随便做出的安排，而是一个经过考虑的决定。

他还提到，Su Ye Chu 在2015年和2019年立下的遗嘱内容，也支持一个结论：双方之间并没有所谓“母亲是租约唯一受益拥有人”的共同意图。

不过，最终上诉庭是以多数裁决为准。因此，Tia Oon Lai 最终失去了原本高庭裁定给他的租金份额。